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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如何支持中部崛起
2020-11-04 14:37
来源: 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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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开栏的话 今年5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是“十四五”时期金融改革发展的着眼点。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既积极支持经济发展,又防止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债务扩张和资产泡沫等问题,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长期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正在成为新的使命与课题。为此,《理论周刊》特别开设“双循环格局下金融支持区域经济的探索”专栏,约请人民银行相关分支机构负责人撰文,他们将结合实际工作的体会,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与建议。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基础上做出的战略部署和科学决策,是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更好应对国际错综复杂形势的时代选择,也是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位于我国中部地区的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自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经济实现迅速发展,增长速度逐渐“领跑”四大区域板块。在新发展格局下,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只有紧跟国家战略,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才能把握未来发展机遇。“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金融发展也应不断拓宽思路、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完善服务,主动适应经济模式变化,更好地满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发展的需要。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模式变化及金融发展思路

  全面准确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是清醒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未来走向的前提条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不意味着未来经济发展忽视国际市场、不参与国际竞争,更不意味着闭关锁国、故步自封,而是通过充分挖掘国内经济潜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开放等战略举措,构造更有质量、更加开放、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遵循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是掌握经济发展主动权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抉择。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模式正逐渐发生变化,金融发展思路也需应时而变、不断完善。

  (一)从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转变,金融发展需要坚守本源,聚焦服务实体经济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1988年十三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我国沿海地区开始加快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原材料和市场都在外面,中国主要依靠劳动力优势从事加工贸易,充当“世界工厂”作用。这一发展模式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连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小到大、从低端模仿到开始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的历史跨越,已建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需求。一方面,这是由我国发展阶段决定的,从依靠“国际大循环”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展模式转变,符合大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美日等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另一方面,是受国际环境变化影响。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蔓延,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增长乏力,国际贸易市场萎缩,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不能过度依托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市场。立足国内大循环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与“国际大循环”经济模式相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向内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畅通国内大循环离不开金融的作用,在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发展更需要坚守本源,聚焦服务实体经济,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金融“脱虚向实”,切实防范“资金空转”,进一步畅通实体经济融资渠道,缩减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环节,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确保金融活水能够流向实体经济。

  (二)从依靠低价要素投入的粗放发展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体系结构需要不断优化,助力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在参与“国际大循环”过程中,我国主要依靠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的工业国。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这也是近几年劳动力密集产业向外转移的原因。此外,一些从事国际加工制造的产业生产方式较为粗放,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破坏,与我国新发展理念相悖。我国经济发展虽已深度融合到国际市场中,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大都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全球有价值品牌数量较少,一些“卡脖子”技术可能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关键因素。构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需要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夯实基础科学教育,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充分利用后发国家优势,加快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数字技术的布局应用,努力实现“弯道超车”,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水平,逐渐摆脱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发展困境。理论研究表明,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有着较强的相关性,金融结构的优化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助力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需要进一步优化我国金融结构,合理优化配置金融资源,不断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进一步完善间接融资结构,推动国有大型银行战略转型,大力发展中小银行,稳步推进民营金融机构发展,不断提高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竞争性。

  (三)从外向型经济到激活内需市场,金融服务水平需要不断提升,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金融需求

  在“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下,我国经济外向型特征非常明显。2007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到最高点66.2%。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以及占世界比重的提升,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下降至31.8%。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突破60%。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60%。国际收支状况持续改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也从2007年的10%左右下降到现在不到1%。从国内需求来看,2008年至2019年,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7.8%,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我国消费需求仍具有巨大潜力,消费占GDP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形成,农村消费需求存在较大空间。这些因素变化表明,我国经济从外向型导向向依靠国内巨大市场需求驱动转变,需要进一步深挖市场潜力,激发国内需求,充分发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随着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和农村市场快速发展,内需体系需要持续升级,模仿型排浪式消费方式被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方式取代。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和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方面,金融服务水平需要不断升级,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加强支付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消费便捷化、安全性水平;另一方面,促进消费金融市场稳健发展,丰富金融产品供给,完善消费金融监管政策,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金融需求。

  (四)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跟跑者”到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金融对外开放需要持续深化,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时间较晚,是参与国际市场的“后来者”,从开放伊始到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跟跑者”。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201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0%左右。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中国有望成为今年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将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我国金融发展也始终坚持稳步扩大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既不封闭僵化,也不盲目开放,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有效平衡金融对外开放、输入性金融风险与金融管理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宣布加大开放力度以来,金融业对外开放取得重要进展,银行业机构总资产规模居全球第一,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在稳步对外开放中金融竞争力日益增强、金融管理水平有效提高、金融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忽视国际市场外循环的重要性,经济金融发展要始终坚持对外开放道路,新发展格局下对外开放应该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在对外开放中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金融影响力。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及当前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

  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中部六省,具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交通网络发达,人力资源丰富,总人口超过全国的四分之一,是长江经济带、黄河经济带横穿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近几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连续位居“四大板块”首位,2006年至2018年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8%,比全国平均增速高1.9个百分点,制造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从2006年的12.7%提高到2018年的25%。中部崛起战略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应主动全面融入国家战略部署上来,紧紧抓住新发展格局下的重要机遇,找准下一步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再上新台阶。近年来,伴随中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部地区金融运行稳健,社会融资规模和信贷总量实现较快增长,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金融组织体系不够完善、金融结构不够优化、金融市场竞争不够充分、潜在风险隐患不可忽视、金融人才资源较为短缺、金融生态环境有待提升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一)新发展格局下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1、聚焦国家战略部署,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东部地区优先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东部地区紧抓对外开放的历史契机获得优先发展,西部地区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实现加快发展,中部崛起战略是缩小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提高中部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对中部地区的规划部署也在“三基地、一枢纽”(即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基础上,优化升级为“一中心、四区”(即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的战略定位。在新发展格局下,中部地区既要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立足“一中心、四区”的战略定位,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疏通经济发展“梗阻”,推动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让资金流、物资流、信息流顺畅循环,更好地满足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需要。也要注重中部地区各省之间的协调发展,加强内部交流,深化区域合作,充分发挥各省优势,避免同质化竞争,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协作体系。

  2、聚焦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工业基础良好,产业门类较为齐全,尤其是在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实现快速发展,产业集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从总体来看,中部地区传统产业占比仍较大,传统动能还未完成转型升级,中部制造还面临生产方式落后、产业结构不均衡、产品质量不优、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中部地区建设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既是中部地区实现自身产业升级的发展需要,也是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中部地区应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有效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依靠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优化生产方式,提高产品质量,打造更多过硬品牌。围绕核心关键技术,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研发合作,推动跨行业、跨领域协同创新,鼓励开展首创性、差异化的改革创新,凝聚中部地区创新合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智能制造,不断探索经济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同时,还应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资源条件,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吸引先进制造企业入驻。

  3、聚焦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激活中部地区内需潜能。中部六省大都属于农业大省,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基地,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持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伴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镇,中部地区城镇化加速推进,城镇化率从2006年的不到40%提高到2019年的55%以上。但从全国情况来看,中部地区农业比较效益较低,农业生产方式仍较为落后,整体城镇化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全国城镇化率60.6%),除湖北省之外中部地区其他五省城镇化率均低于60%。中部地区庞大的农村人口和城镇化巨大发展空间是激活内需潜力的重要支点,推动中部地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新发展格局下的必然要求。实现中部地区乡村振兴,围绕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在保障粮食生产基础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积极建设规模化、专业化农业生产基地,打造农业知名品牌,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业生产附加值。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发挥好城市群吸引带动作用,深化人口、土地、社保、就业、住房等相关领域改革,真正让农村人口离得开农村,融入城镇生活。

  4、聚焦扩大对外开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部地区很长时间被视为地缘“洼地”,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大幅提升,中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离不开对外开放的重要贡献。在新发展格局下,中部地区应持续巩固对外开放发展成果,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步伐,将内陆腹地变成开放新高地。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打通陆上、空中、网上、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加强与国际社会在科技、教育、文化、医疗、旅游等各领域开展合作。加快推进河南、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完善市场运行制度,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贸易发展质量。

  (二)当前中部地区金融发展面临的典型问题

  中部地区金融业运行总体稳健,社会融资规模和信贷总量保持较快增长,2019年中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40.4万亿元,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量5.4万个,社会融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金融领域改革创新持续深化,金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金融风险整体可控。

  但与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相比,中部地区金融发展还不够充分。一是金融总量与经济总量不匹配。2019年中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占全国比重为20.1%,低于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占比,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也较低。二是短板弱项突出。资本市场利用不够,直接融资规模占比较低,2019年中部地区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中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11.1%,远低于东部地区;金融机构市场主体不丰富,新兴金融业态发展不足;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外资金融机构较少;金融资源普惠性不高,存在一定资源错配。三是改革创新较为滞后。金融改革创新步伐较慢,金融机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动力不足。四是潜在金融风险依然存在。个别法人银行机构不良资产持续“双升”,个别大型企业和少数上市公司资金链紧张,非法集资等金融乱象仍时有发生。五是金融人才较为短缺。从每万(常住)人口金融从业人数来看,中部地区金融人才规模和高层次金融人才数量都偏少。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金融支持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建议

  经济与金融共生共融,中部地区金融业发展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部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金融业的不断改革完善,又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为更好地满足中部崛起发展需要,建议中部地区金融业考虑从“做大金融总量、优化金融结构、深化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引进金融人才”等五个方面发力,围绕普惠、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标,不断提高金融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以金融高质量助力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做大金融总量,进一步完善金融组织体系

  积极构建多元化金融业态,提升中部地区金融机构聚集度。多措并举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入驻,引进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性银行,抢抓国家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机遇,大力引进外资金融机构。支持地方法人银行机构发展,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完善地方证券业、保险业组织体系,推动地方券商、保险机构快速发展。大力发展新兴金融业态,积极发展基金、离岸金融、金融租赁、消费金融、汽车金融、供应链金融、货币经纪公司等新兴金融机构。促进科技与金融相结合,积极培育壮大本土金融科技企业。

  (二)优化金融结构,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一是加强市场主体培育。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直接融资培育和辅导,引导企业充分借助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融资,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二是加大引进设立各类基金。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各类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推动设立一批风险投资基金、创新基金、私募基金等机构,鼓励创业投资基金开展早期投资、长期投资,带动创新资本形成。三是加快发展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完善市场交易制度规则,创新方式加大企业宣介力度,积极链接更多金融资源。

  (三)深化金融改革,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一是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推动制造业金融。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加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支持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助力中部地区制造业加快迈向中高端。二是聚焦“新基建”和数字经济发展,重点推动数字金融。引导鼓励金融机构充分利用5G、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积极打造综合性数字金融服务平台,支持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三是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重点推动普惠金融。以数字普惠金融为重点,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加大对“一平台四体系”河南兰考模式等成功经验的复制推广力度。四是聚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重点推动民营小微金融。推动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增量扩面、提质降本”,完善贷款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建立“敢贷、愿贷”机制,提升“会贷、能贷”能力。五是聚焦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大力推动自贸金融建设。深化完善河南、湖北自贸金融服务体系,大力推动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试点应用,提高跨境融资效率,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六是聚焦生态环境保护,重点推动绿色金融。有效激励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绿色金融产品,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七是聚焦科技创新驱动战略,重点推动科技金融。创新科技金融产品,构建多层次、多渠道、覆盖科技企业成长全过程的投融资服务体系,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鼓励金融创新,充分利用新兴技术手段,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全面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八是聚焦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重点推动供应链金融。以信用体系建设和数字技术为基础,支持金融机构提供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构建专业的供应链金融合作平台,创新更多直达各流通环节经营主体的金融产品。

  (四)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一是完善金融管理和监督机制。加强中部六省监管合作与交流,及时弥补金融监管空白,增强金融监管的深度和穿透性。充分发挥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职责,形成制度化、常态化工作机制,织密金融风险防控网。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聚焦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遏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持续整治非法集资等违法活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二是完善地方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党对地方金融机构的领导,督促地方法人机构加强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完善法人治理,规范股权管理,严格明确“三会一层”和内设机构的职责边界,做到稳健规范经营。三是有效防控企业债务风险。摸清底数,动态跟踪,统筹推进,督促企业盘活有效资产,做好信息披露和偿付预案,防范企业风险跨领域、跨行业传染发酵。四是夯实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和维稳第一责任。“一行(社)一策”稳妥做好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处置及改革。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维护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五)引进金融人才,进一步提高金融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

  建立健全金融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激励机制。一是提高收入待遇水平,出台住房、子女入学、医疗、社保、税收等方面的吸引高端金融人才优惠政策。二是加强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培养,不断提高干部队伍金融理论综合素养和金融管理能力。三是探索引进充实省市县三级国有企业、融资平台金融人才,提升运用金融发展经济的能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

责任编辑: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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